但是封建时代，帝国统治者的残酷之处就在于，这样的艺术才能并不能为他治国理政加分，而且往往后世会将他们亡国的结局和他们所喜欢的艺术相联系，认为亡国是皇帝不务正业所导致的。
但是这样不务正业的皇帝，却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发展的灿烂时代，整个宋朝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。而正因为有宋徽宗这样的皇帝，宋朝艺术以及以后艺术审美的发展已经整体抬升了太多太多。难怪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宋朝时期的文化：
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而造极于赵宋之世,后渐衰微,终必复振。
徽宗时代，文化艺术，尤其是书法艺术发展尤为迅速，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书法大家，而米芾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。
米芾恐怕是中国书法史上，空前绝后的人物了，从才学上来说，他的书法艺术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高深，至少从才学修养上来讲、从文章辞赋的艺术水平来说，米芾是略逊于苏轼、黄庭坚等人的。
而正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比苏黄二人在书法史上留下的印象更让人深刻，甚至当时苏轼、黄庭坚等人对他也颇为欣赏。公元1082年，元丰五年，苏轼被贬到黄州，时年三十多岁的米芾前来拜访苏轼，苏轼对他颇为赞赏，非常喜欢他，对他的书法提出了很多建议，而当时的宰相、著名的革新家王安石也对他很赞赏，他经常把玩的一把扇子上，就有米芾撰写的诗句。
它不仅赢得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承认，而且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。
宋徽宗这样一个“艺术皇帝”自然不会含糊，对待米芾是颇为宽容的。甚至有一次米芾想要巧取豪夺徽宗皇帝的一个砚台，徽宗也默许了。
而南宋皇帝赵构也在《翰墨志》中对于米芾大加赞赏：米芾得能书之名，似无负于海内。芾于真楷、篆、隶不甚工，惟于行、草诚入能品。以芾收六朝翰墨，副在笔端，故沉着痛快，如乘骏马，进退裕如，不烦鞭勒，无不当人意。然喜效其法者，不过得外貌，高视阔步，气韵轩昂，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，风骨自然超逸也。
但是这样一位性格怪异、行为嚣张跋扈的人，怎么会得到当时众多达官贵人的喜欢呢？
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米芾大字书法作品——《自叙帖》是米芾一生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字行书作品。就在这幅书法作品中，米芾吐露了自己的学书心得，因此，从艺术水平上来说，米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帝的宠信，和他的艺术水平不无关系：
余初学先写壁，颜七八岁也，字至大一幅，写简不成。见柳而慕紧结，乃学柳《金刚经》，久之，知出于欧，乃学欧。久之，如印板排算，乃慕褚而学最久。又慕段季转折肥美，八面皆全。久之，觉段全绎展《兰亭》，遂并看《法帖》，入晋魏平淡，弃钟方而师师宜官，《刘宽碑》是也。篆便爱《咀楚》、《石鼓文》。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，而鼎铭妙古老焉。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，小字，大不取也。
这段堪称是自传性质的文字吐露了不少米芾在学习书法方面的经历，从中可以看出米芾对于历代诸位书法家研习的深入、细致。而他书法基本上取法古人，在当时看重拟古、追求古韵的书法家、艺术家看来，确实是非常好的。
从经历上来说，米芾十岁之前就以欧、颜、柳等人的书法为正宗本源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而对于褚遂良、魏晋书法以及后来碑刻石篆的学习让他的书法更加成熟而风格多样。
以其他人表述书法学习的经历不同，一般人都说自己从那些书法家的学习中获得了什么、了解了什么、从中得到了那些艺术经验的提升，但是米芾偏不这样，它是一种批判性质的言论来说自己的书法经历的，比如对于欧体，他认为“印板排算”，丝毫没有改变他言论中他“毒舌”的本质。
这在某些侧面体现了米芾性格中孤傲的一面，那种睥睨一切，不可一世的作风，让人既喜欢又讨厌。
米芾性格中的底色，和他自己的身份出身有很大关系。宋代黄庭坚曾经在《山谷题跋 书赠俞清老》中一阵见血的指出：
米黻元章在扬州,游戏翰墨，声名籍甚，其冠带衣襦，多不用世法。起居语默。略以意行，人往往谓之狂生。然观其诗句，合处殊不狂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，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。
这段话大概是说米芾当时怪诞的行为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，早就被扣上了怪人的帽子，然而他自己对此毫不在意，甚至“不偶于俗”，甚至以这样的怪诞来“以惊俗”。
以常理度之，米芾这样的性格大概是他自己故意造作，“表演”给大众“观看”的。但是这样“表演”性格的背后，是什么在促使他这样做呢？
黄庭坚所谈到的“俗”，就是解答这个问题最关键的线索。
我们说“约定成俗”，这个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“俗”乃是众多人共同认定的一个行为规范和固定看法，这样的看法也许不合时代以及不合乎理性逻辑，但是他它一定是众人肯定的，这一点是我们要看到的。
而对于米芾来说，这样世俗的眼光和看法，放置在他身上，就是它并不光彩的出身。米芾母阎氏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过，而米芾后来之所以能够在官场混的风生水起，也和这这一层关系有密切关联，因此他这一被世俗视为“冗浊”的出身，一直压得他抬不起头。
当时有不少的文人用诗句和奏章对他进行讽刺挖苦，称他是“塔讽”“庵糟”，“塔讽”为拙劣，“庵糟”即肮脏。这对米芾来说是很险恶的用词了。
当时负责监察的御史甚至毫不留情面，对于这件事情直接了当的说出：
倾邪险怪，诡阼不情，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，怪诞之事，天下传以为笑，人皆曰之以颠。仪曹，春官之属，士人观望则效之地。今芾出身冗浊，冒玷兹选，尤以训示四方。
因为这一层缘故，米芾被贬到淮阳军。而出身的卑微是他一生难以抹除的伤痛，在世人无尽的嘲笑中，他也只能装疯作傻，以痴狂来敷衍和安慰自己备受世人摧残的心灵了。
而这样的痴怪性格却赢得了宋代文人的一致喜欢，再加上米芾因为出身的问题，竭力想得到外界的承认，所以他不得不这样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，被他性格中的痴狂所吸引，而不是他的出身到底怎么样。
所以，米芾凭借着这样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“傻”劲，在皇帝和达官贵人面前十分“得宠”，很多人对他赞赏有加。而当我们深入的看到米芾人生经历以及他在当时大环境下，外部对他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时，就更能体会到米芾性格中丰富和复杂的一面，他的真率、伪饰，孤傲、卑微，就这样复杂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。
1935年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歌大家卞之琳用34个字传神的描绘出了人生极为有趣的一个现象：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这句诗歌中蕴含的相对性哲学命题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同样，对于米芾而言，世人以“俗人”眼光来讽刺他的出身，进而贬低他，而他却报以“痴傻”对待，这似乎也是一种反讽和回应，在相对性的哲学命题中，米芾又何尝不是在嘲笑世人呢？
公元1746年，就在这一年，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屋命名为“三希堂”，并且珍藏了他所认为的三件宝贝，分别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。但是，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所认为的《中秋帖》并不是王献之所写，而是宋代造假高手米芾的摹本，而曾经那个在历史上装疯卖傻，靠着痴狂搪塞世人的米芾，就这样被乾隆堂而皇之地供奉了起来。历史这位“老顽童”，在无形当中，为米芾所遭受的中伤报了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